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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珠山至今未发现元青花瓷堆积地层的主要原因
据笔者所知景德镇原始元、明、清三代官、民窑烧制青花瓷器的中心，可是至今景德镇那里连一个元代青花瓷器堆积的地层都没有发现，另外还有许多有关元瓷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又从哪里得来大量元代资料呢？
其实，解放以后，全国各地出土元代青花瓷器方面的实物资料十分匮乏。我们一些同志对它的研究至今基本仍是步外国人的后尘，雾里看花没有什么新的发展。景德镇珠山原是元代御窑的故址，所以许多人都企盼若是在那里发现元代堆积的地层，哪怕是一个灰坑，那无疑将是对元代及其以后青花瓷器，诸如类比、断代等方面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遗憾的是解放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一般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元代中晚期，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已经大量烧制青花瓷器供作宫廷日用的器皿，许多残次品的遗留，肯定会在珠山地下有大量的存在。
笔者以为有许多迹象表明，假若不是我们走入误区，把大量元代青花瓷器仍按传统观念视为明代中晚期产品的话，在珠山那里是绝不可能不发现元代御窑厂所遗留的青花瓷器的。
中国对元代青花瓷器的发现和研究很晚，及至解放后50年代，中国还没有一个人承认元代还能烧制青花瓷器，古玩商成了“专家”，这是一个不可争的事实。
若论元瓷，犹如1942年北京古玩商赵汝珍著《古玩指南》书中所说：“元代以蒙古入主中华，不重文艺，且享国不及百年，完全渡征剿生活，无暇于享乐事业，故元代瓷业无特殊进展，……元器多仿钧窑”，
又说：“元代官瓷最少，其器有青器、白器、印花、划花、雕花等，进御之器亦甚精妙，器内均烧印有‘枢府’字号。”赵氏却不知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发展时期，不仅有天文学家郭守敬、农学家王祯、女纺织技术家黄道婆、水利家贾鲁，还有文学家关汉卿等，假若没有当时农业、纺织、水利、天文科学以及戏曲的发展，能够产生出这些杰出的人才吗？
但是赵氏《古玩指南》之一席话却后果不堪设想，它不仅说明国人这时对于认识元代青花瓷器的一无所知，严重的是同时也将国人对青花瓷器的研究推向歧途。
因为如此来元代没有青花瓷器，无疑不论出土或传世的元代青花瓷器都全部被混迹到明代中晚期产品序列之中，且一一作了定位。
1952年美国波普博士根据英国人霍伯逊发现带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五爪云龙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阿特别尔寺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所藏元代青花瓷器进行对比研究，发表了两本书，这时国人刚刚如梦方醒，才知道景德镇元代窑工还能烧制青花，且美不胜收。
中国人虽然这时也开始承认元代有青花瓷器的存在，但仍坚持过去被他们混迹到明代青花序列中的元代青花瓷器依旧是明代中晚期的产品，至今我们很难看到一件过去曾被混迹到明代青花序列中的元代青花从中分离出来，也从未见过有谁提过这方面的异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陶瓷史的悲哀。
景德镇珠山那里至今没有发现元代青花瓷器堆积地层的主要原因，宏观地说，就是我们没有仔细研究国人对元代青花瓷器的认识是如何起步的，又是如何从过去否定再否定元代青花瓷器的历史。
假若仍从民国年间古玩商的视角，把大量元代青花瓷器视为明代的产品，那么景德镇珠山元代御窑的地层，也就休想发现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有人提出1987年景德镇珠山出土了几件八思巴字款青花海水云龙盘和碗，其中一件碗口径11.2厘米，发表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出版的《景德镇出土陶瓷》一书上；另外还有一件碗，口径22.8厘米，发表在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皇帝的磁器》一书中。这两件碗被标明是出土于珠山明代中晚期正德年的地层中。
美国弗立尔美术馆对馆藏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龙纹盘的年代更正
笔者曾三次去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得刘新园所长等同仁关照，并亲眼见过珠山地下出土的这几件八思巴字款青花云龙纹碗和盘，另外还有一件涩胎云龙纹高足杯，龙均五爪。
在碗盘和高足杯足底所书的八思巴字款识，不仅一样且十分规整。
他们说是所里一位年轻人发现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把它断代是明正德年的产品只是根据民国年间的一种通说。
他们所谓的这种通说是最早来于国外，出自1920年美国华盛顿弗立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龙纹盘，由于当时在国内外大家还不知道元代有青花瓷器的情况下，被该馆波普博士断作它是明代正德年间景德镇的产品，所以至今在国内均对波普博士关于青花八思巴字款瓷器年代的看法深信不疑。
如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对正德时期青花瓷器的各方面的特征，就谈到正德瓷器“亦有八思巴文书写的款识”就是指此。英国人霍伯逊包括国人一些同志，还为此说编了一些离奇的故事应声附合。
但是我们有些人并不清楚，其实波普博士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弄清所藏青花瓷盘上的八思巴字款的内容，因为款识重要的属性是它标识瓷器烧制的年代。波普博士故去后，1992年，美国弗立尔美术馆似乎对馆藏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云龙纹瓷盘原定的年代产生了怀疑，
所以是年特派詹尼博士(注：美籍华人苏芳淑女士)利用参加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考古学术会议机会，携带八思巴字文题字来北京请相关部门帮助确认。据笔者所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十分慎重。他所派人请同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八思巴字专家、研究员蔡美彪先生予以鉴定，结论为款识当纵读，是元朝亡国前顺帝妥欢贴睦尔“至正”的年号和“年制”四字。同时又指出，款识右面两个字不是“正德”，
更释不出“嘉靖”的读音。“至正”与“正德”、“嘉靖”，两个朝代，前者是元代年号，后者明代中晚期朱厚照、朱厚-的纪年，两者时间相距一个半世纪，可谓是天差地远。
之后，美国弗立尔美术馆已根据中国专家的意见，更正了他们对馆藏青花八思巴字款龙纹盘的年代，改定元代末年烧制，不再称其是明代中晚期正德年的产品，并记录于馆藏档案中(编者注：见文后所附档案)。
几年后，在不知上述情况的前提下，吉林考古研究所刘振华研究员再次对景德镇珠山出土的青花龙纹碗上八思巴字款进行诠释，结论也是元“至正年制”四字。
笔者以为明代地层如若不经扰乱是绝对不会出现八思巴字款瓷器，因为这种犹如天书的文字创制极不科学，是一种音标式文字，并无标示声调的符号，如果用它来拼写汉字的读音，也只能做到约略地描写汉字的声韵构成，而不能反映声调的差异。所以说元朝虽然多次诏令推行全国使用八思巴字，也难为汉人接纳，只好暂时在官书上应用，明初已经废行。
另外我们从考古学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就是我们所发现的无论是墓葬或是遗址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明初和其以后的年代，在器物上或是碑碣有书刻八思巴文的内容，
所以也进一步说明这种文字在元代之后已为人摒弃。既然八思巴字是元代产物，可见景德镇珠山元代御窖故地出土诸多的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龙纹碗盘和高足杯，包括同出的大量青花和其它的瓷器，就绝不可能是在明代堆积层发现的，
这也就是笔者与诸先生讨论话题目的的所在。当今景德镇那里仍把原本是元代御窑和其它民窑地层堆积中发现的青花等器物，照本宣科错误地按传统观念把它们都视为明代中晚期的产品，并用它做所谓“标准器”，显然是混淆视听且对后学者是一种误导。
景德镇珠山至今未发现元青花瓷堆积地层的主要原因
据笔者所知景德镇原始元、明、清三代官、民窑烧制青花瓷器的中心，可是至今景德镇那里连一个元代青花瓷器堆积的地层都没有发现，另外还有许多有关元瓷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又从哪里得来大量元代资料呢？
其实，解放以后，全国各地出土元代青花瓷器方面的实物资料十分匮乏。我们一些同志对它的研究至今基本仍是步外国人的后尘，雾里看花没有什么新的发展。景德镇珠山原是元代御窑的故址，所以许多人都企盼若是在那里发现元代堆积的地层，哪怕是一个灰坑，那无疑将是对元代及其以后青花瓷器，诸如类比、断代等方面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遗憾的是解放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一般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元代中晚期，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已经大量烧制青花瓷器供作宫廷日用的器皿，许多残次品的遗留，肯定会在珠山地下有大量的存在。
笔者以为有许多迹象表明，假若不是我们走入误区，把大量元代青花瓷器仍按传统观念视为明代中晚期产品的话，在珠山那里是绝不可能不发现元代御窑厂所遗留的青花瓷器的。
中国对元代青花瓷器的发现和研究很晚，及至解放后50年代，中国还没有一个人承认元代还能烧制青花瓷器，古玩商成了“专家”，这是一个不可争的事实。
若论元瓷，犹如1942年北京古玩商赵汝珍著《古玩指南》书中所说：“元代以蒙古入主中华，不重文艺，且享国不及百年，完全渡征剿生活，无暇于享乐事业，故元代瓷业无特殊进展，……元器多仿钧窑”，
又说：“元代官瓷最少，其器有青器、白器、印花、划花、雕花等，进御之器亦甚精妙，器内均烧印有‘枢府’字号。”赵氏却不知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发展时期，不仅有天文学家郭守敬、农学家王祯、女纺织技术家黄道婆、水利家贾鲁，还有文学家关汉卿等，假若没有当时农业、纺织、水利、天文科学以及戏曲的发展，能够产生出这些杰出的人才吗？
但是赵氏《古玩指南》之一席话却后果不堪设想，它不仅说明国人这时对于认识元代青花瓷器的一无所知，严重的是同时也将国人对青花瓷器的研究推向歧途。
因为如此来元代没有青花瓷器，无疑不论出土或传世的元代青花瓷器都全部被混迹到明代中晚期产品序列之中，且一一作了定位。
1952年美国波普博士根据英国人霍伯逊发现带有“至正十一年”铭的青花五爪云龙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阿特别尔寺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物馆所藏元代青花瓷器进行对比研究，发表了两本书，这时国人刚刚如梦方醒，才知道景德镇元代窑工还能烧制青花，且美不胜收。
中国人虽然这时也开始承认元代有青花瓷器的存在，但仍坚持过去被他们混迹到明代青花序列中的元代青花瓷器依旧是明代中晚期的产品，至今我们很难看到一件过去曾被混迹到明代青花序列中的元代青花从中分离出来，也从未见过有谁提过这方面的异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陶瓷史的悲哀。
景德镇珠山那里至今没有发现元代青花瓷器堆积地层的主要原因，宏观地说，就是我们没有仔细研究国人对元代青花瓷器的认识是如何起步的，又是如何从过去否定再否定元代青花瓷器的历史。
假若仍从民国年间古玩商的视角，把大量元代青花瓷器视为明代的产品，那么景德镇珠山元代御窑的地层，也就休想发现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有人提出1987年景德镇珠山出土了几件八思巴字款青花海水云龙盘和碗，其中一件碗口径11.2厘米，发表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出版的《景德镇出土陶瓷》一书上；另外还有一件碗，口径22.8厘米，发表在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皇帝的磁器》一书中。
美国弗立尔美术馆对馆藏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龙纹盘的年代更正
笔者曾三次去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得刘新园所长等同仁关照，
在碗盘和高足杯足底所书的八思巴字款识，不仅一样且十分规整。
他们说是所里一位年轻人发现的，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把它断代是明正德年的产品只是根据民国年间的一种通说。
他们所谓的这种通说是最早来于国外，出自1920年美国华盛顿弗立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龙纹盘，由于当时在国内外大家还不知道元代有青花瓷器的情况下，被该馆波普博士断作它是明代正德年间景德镇的产品，所以至今在国内均对波普博士关于青花八思巴字款瓷器年代的看法深信不疑。
如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对正德时期青花瓷器的各方面的特征，就谈到正德瓷器“亦有八思巴文书写的款识”就是指此。英国人霍伯逊包括国人一些同志，还为此说编了一些离奇的故事应声附合。
但是我们有些人并不清楚，其实波普博士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弄清所藏青花瓷盘上的八思巴字款的内容，因为款识重要的属性是它标识瓷器烧制的年代。波普博士故去后，1992年，美国弗立尔美术馆似乎对馆藏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云龙纹瓷盘原定的年代产生了怀疑，
所以是年特派詹尼博士(注：美籍华人苏芳淑女士)利用参加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考古学术会议机会，携带八思巴字文题字来北京请相关部门帮助确认。据笔者所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十分慎重。他所派人请同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八思巴字专家、研究员蔡美彪先生予以鉴定，结论为款识当纵读，是元朝亡国前顺帝妥欢贴睦尔“至正”的年号和“年制”四字。同时又指出，款识右面两个字不是“正德”，
更释不出“嘉靖”的读音。“至正”与“正德”、“嘉靖”，两个朝代，前者是元代年号，后者明代中晚期朱厚照、朱厚-的纪年，两者时间相距一个半世纪，可谓是天差地远。
之后，美国弗立尔美术馆已根据中国专家的意见，更正了他们对馆藏青花八思巴字款龙纹盘的年代，改定元代末年烧制，不再称其是明代中晚期正德年的产品，并记录于馆藏档案中(编者注：见文后所附档案)。
几年后，在不知上述情况的前提下，吉林考古研究所刘振华研究员再次对景德镇珠山出土的青花龙纹碗上八思巴字款进行诠释，结论也是元“至正年制”四字。
笔者以为明代地层如若不经扰乱是绝对不会出现八思巴字款瓷器，因为这种犹如天书的文字创制极不科学，是一种音标式文字，并无标示声调的符号，如果用它来拼写汉字的读音，也只能做到约略地描写汉字的声韵构成，而不能反映声调的差异。所以说元朝虽然多次诏令推行全国使用八思巴字，也难为汉人接纳，只好暂时在官书上应用，明初已经废行。
另外我们从考古学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就是我们所发现的无论是墓葬或是遗址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明初和其以后的年代，在器物上或是碑碣有书刻八思巴文的内容，
所以也进一步说明这种文字在元代之后已为人摒弃。既然八思巴字是元代产物，可见景德镇珠山元代御窖故地出土诸多的青花八思巴字款五爪龙纹碗盘和高足杯，包括同出的大量青花和其它的瓷器，就绝不可能是在明代堆积层发现的，
这也就是笔者与诸先生讨论话题目的的所在。当今景德镇那里仍把原本是元代御窑和其它民窑地层堆积中发现的青花等器物，照本宣科错误地按传统观念把它们都视为明代中晚期的产品，并用它做所谓“标准器”，显然是混淆视听且对后学者是一种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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