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宫廷书画鉴藏研究http://bbs.wenbo.cc/viewthread.php?tid=74667&extra=page%3D1&page=3
元朝的建立，蒙古族入主中原，虽然民族矛盾激烈，却推动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在民族大融合形势下，元代社会的文化背景比较复杂，
蒙古贵族统治者励志弘扬本族文化、大力推崇西亚文化，但总体上仍是两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元代的书画艺术在美术史上出现了新的转折和辉煌，宫廷书画鉴藏，也写下了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灿烂的一页。
元立国之初，虽然作为落后民族在战争，政治上征服了文明民族，
而统治者深明汉民族历代帝王的为君之道及以儒为政的重要性；同时，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无限景仰。从“大元”国号的确定和各种典章制度的确立，无不基于汉族正统文化。
在这一特殊社会背景下，元统治者一方面鄙视汉人，另一方面对汉文化积极主动的接受；学汉文、习汉画在上层贵族中成为时尚；特别是元初诸帝，他们不但在幼时就得到汉文化启蒙教育，即位后仍不废临池，常乘兴挥毫赐臣。如《元史》载：“世祖以儒足以政治，命裕宗学于赞善王恂……当时御制，于学生之下，亲署御名，习书谨慎……。“而且，元初有些官僚文人如高克恭、李衎等，在南宋灭亡后，多数到江南出任地方官，他们广交文士、共磋艺事，江南才俊许多经其推荐而入仕元朝。故而，
元虽中断了宋的画院及书画学制，研习书画及鉴辨之风不亚于前朝，内府收藏的法书名画之数量，在中国美术史上仅次于宋、清二朝。
元代的书画鉴藏呈现出许多新特点。鉴藏标记丰富，除鉴藏印形制多样化外，鉴定语开始直接作为鉴审跋出现在作品上，如赵孟頫鉴评《万松金阙图》卷，跋曰：“宋南渡后，有宗室伯驹，字千里，弟伯肃，字希远，皆能绘事，尤精傅色。……此《万松金阙图》，断为希远所作，清润开丽，自成一家，亦近世之奇也。“书画鉴定中的真伪观，也是从元代才开始确立。此之前，书画的作伪和信制是完全相分离的概念，水平较高的仿制品一般也被当作真迹。在北宋画院，就设有画家专职承应摹拓古画，此类画亦被定为真迹。米芾在《画史》中提到：“王维画《小辋川》，摹本，笔细，在长安李氏，人物画，此定是真。”意即如此。今传为顾恺之，吴道之等人名迹，皆属此类。入元后，此类作品与无根据的仿冒品一样，都被定为伪作，如夏文彦《图绘定鉴》中说：“御题画真伪相杂，往往有当时名笔临摹之作，故秘府所藏临摹本皆题为真迹……具眼自能识也。元代之一观点，无疑是书画鉴定观的很大进步。
此外，元朝皇室参与鉴藏的规模较前代有所扩大，元内府各个时期均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藏品的保管和审定，专设鉴书博士鉴辨书画，这是书画鉴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此外，内府藏品也常被元帝赐与臣子，或被取出君臣共同辨鉴，使得一般文人士大夫书画家和宫廷秘藏接触较多，能直接学习到前人的高尚艺术，对于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宫延吸纳民间的藏品。
一 元内府书画藏品的来源及宫廷品鉴之风的兴起
元内府所藏书画的主要来源是南宋和金的内府收藏。南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时，元太宗在北方灭金的过程中，已采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建议，先后在平阳、汴京设立经籍所，研究编辑汉经史文献。然而，因元、金战事之激，没能有计划地接收金内府的书画藏品，灭金后才采取一定措施“四方招纳”。元世祖忽必烈在稳定北方大局后，于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11月下旨命大司农孛罗及流人学者刘秉忠主办秘书监，掌管历代图籍及阴阳禁书；次年二月，又把精通书画的前户部尚书焦友直改授职秘书监、史杠兼职秘书监，开始系统整理收藏书画珍品。
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元军统帅伯颜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临安，面临着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是年9月20日，焦友直急奏皇上云：“临安秘书监内，有乾坤宝典，并阴阳一世禁书，及本监应收经籍图书等物，不教失落……”元帝欣然支持；可见元朝君臣，在攻克临安前，对南宋宫廷之物已作好全面“接管”的准备工作。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克临安，伯颜立刻封管南宋府库，元世祖封焦友直为两浙宣慰使，“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进京（《元史·世祖本记》卷上），这些“经史子集、禁书典故、文字及书画”，甚至“纸笔墨砚”等珍品都交付于秘书监收藏（《元史·秘书监志》卷五）。对于这件事，时任通议大夫的著名文人王恽在《书画目录·序》中有记：“……（公元1276年）冬十二月，图书礼器并送京师。”当时，王恽对其中书画藏品“披阅竞日”，并对所见开列了一份目录：法书147幅、名画81幅。这仅是其所见南宋秘府藏品的微小一部分。南宋秘府藏品北运后，元帝命内府裱画师焦庆安对需重新装裱的作品略作统计，仅是需要裱的卷轴，就多达“计一千单九轴”。
可以说，原南宋内府藏品，差不多都入了元内府。据《云烟过眼录》载，从宋得来的书画珍品，“可用站车一十辆搬运赴监（指秘书监）赴贮”，“站车”是元代驿站陆路运输专用车辆，“一十辆”装载的数量是多少，无从考证，然足见数量可观。王恽《书画目录》中记录的许多作品，在元秘书监的书画活动中多被提及，如《元史·秘书监志》载：“世传颜书，凡见八本，《李公颜太保贴》、《乞米贴》、《顿首夫人贴》今在秘书监”。尽管如此，南宋旧藏仍有不少散佚出去。周密在《云烟过眼录》中记载，元初诸私家藏品中，许多也来自宋高宗内府，如其说：“陈氏所藏：顾恺之《初平叱石起羊图》，高宗题，乾卦印兴小玺；顾恺之《吴王斫鲶图》，纸画后有‘元祜丙寅’四字及乾卦绍兴小玺。”又如宋人《小寒林图》卷，据杨仁恺先生考原属南宋内府之物，但其上无元内府收藏当是临安陷落前，宋群臣逃亡时带出而散佚的。
虽说元代诸帝，常把秘府藏品“折奉”或赏赐臣子，主流子还是不断的主动充实内府。对元内府收藏贡献最大的当推元仁宗，他是元帝中最能“亲儒重道”者，早在为太子时，就“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其对绘画也具有一定的修养，常召王振鹏，赵孟頫前来作画，王振鹏在《龙舟竞渡图》题诗中有：“储皇（元仁宗）简淡无嗜欲，艺圃书林悦心目”，并且他本人也时时动笔习画，史载有仁宗绘制宠臣李孟像来褒扬臣下的故事，“图其像，敕词臣为之赞，及御书秋谷二字，识以玺而赐之”（《元史·仁宗本纪》）。
元仁宗对赵孟頫的亲善推崇，直接推动了元代书画艺术的发展和书画鉴辨之风的兴盛。赵孟頫本是“宋宗室”，在元世祖遣使搜访“江南遣逸”时被发现，并得到重用，先后在大都出任兵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汾州知州，江浙省儒学提举等职。仁宗时，已为从二品的集贤士、后又进翰林学士承职，从一品。可见，赵孟頫仁元后，已不再只是元代美术上的中心人物，在政治上也是“荣际五朝，名满四海”。仁宗尚为太子时，“素知公贤，遣使者召。庚戊（公元1310年）10月，拜朝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松雪斋文集》）。仁宗即位后，“辛亥（公元1311年）5月，升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圣眷甚隆，字而不名，尝诏侍臣曰：‘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联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有所撰述，辄传密旨，独使公为之”。并曾多次力赞赵孟頫“文词高古，书画绝论”。常传旨“秘书监时有的书画，无签贴的，教赵子昂都写了者么道。”而与赵同期的其他画家，也深受仁宗的重视，王振鹏也是因画艺受知于仁宗而“累官数迁”，后任职于秘书监，仁宗还亲自命人拿出前人作品让他临摹，并赐号“孤云处士”。
可以说，元帝对书画的雅好，以及以赵孟頫为代表的书画英才的仕元，在事实上形成了汉传统文化对异族文化的反征服，这体现在元代绘画主流主张对“古意”的追求上，其精神内涵，在于维护汉文化的正统性和优越性。这种反征服，恰与元对汉文化的倡导相统一，也使得统治者通过这一思想吸纳汉文人学士仕元，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书画艺术的发展。
元仁宗进行的最典型的鉴辨活动，乃是邀文人学士对《快雪时晴贴》的鉴辨。《快雪时晴帖》为东晋王羲之行书法贴，该贴原是南宋内府之物，卷尾有“绍兴”联珠印。此贴是怎样进入元内府的，不见史载。延祜五年（公元1318年）4月，赵孟頫曾“奉敕恭跋”：“东晋至今近千年，书迹传流至今者，绝不可得。《快雪时晴贴》，晋王羲之书，历代宝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见真迹，臣不胜欣幸之至。”“奉旨谨跋”的还有翰林学士刘庚，跋文为：“玉逸少书不可多得……此秘阁所藏《快雪时晴贴》墨本，乃真迹也，尤为奇特。”刘庚的跋文直接说明了《快雪时晴帖》属秘阁藏品。第三跋的是蒙族人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国史院编修官的护都沓儿，跋云：“《快雪时晴贴》，历年虽远，神扬护持，不至磨灭，传之今曰，其可珍藏也。”元仁宗出示内府藏品请文人学士题跋的举动，开了元季帝王直接参与书画鉴辨活动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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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6 14:24 只看该作者 二 元秘书监的书画收藏
元初内府收藏主要以秘书监为代表。秘书监的前身是1236年元太宗在山西平阳建立的经籍所，1266年迁至大都，1267年更名为秘书监，掌握供御览的“所有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秘书监初建时的规模并不大，人员及官职少而小，以后才陆续壮大起来，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秘书监焦友直上书请旨，要有计划地接收南宋内府收藏，是元代秘书监书画鉴藏活动的开始。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12月，焦友直把接纳的南宋内府藏品，加上从它处搜罗而来的经籍书画等物，运到中书省，入秘书监掌管，王恽披阅后开列的目录，虽远不以代表全部，在今天无元内府藏品著录的情况下，也成为研究元内府书画庋藏的重要材料。
王恽的《书画目录》中，流传至今的作品亦有：如孙过庭《书谱》，王恽注曰：“孙过庭墨迹草书谱。过庭字虔礼，陈留人。高宗垂拱三年书。徽宗《书谱》云：‘孙草书皆逼羲、献、妙于用笔。隽拔刚断，出于天才，非积习所可至’。”按说，此卷当由南宋内府而入元秘书监的，而今人徐邦达对该贴独有另番考证：“此真迹上下二卷（今合为一）流传过程，在北宋初以前，不得其详。北宋后期在王巩家，后归王诜（见米芾《书史》），又入‘宣和内府’（见《宣和书谱》卷十八著录）。元初归焦达卿、敏中经历（见《云烟过眼录》卷上、《志雅堂杂抄》）此后即分散……王恽见于元内府，记载在《书画目录》中（？）……”（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可见，王恽所记的元内府藏品除来自金及南宋内府外，仍有民间招纳而来的，这是一个有力的旁证。流传至今的还有怀素《自叙》卷、黄庭坚《书赠张大同》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廉颇蔺相如列传》卷（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顾恺之（传）《洛神赋图》卷、唐阎立本（传）《历代帝王图》卷等。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正月二十二日，元世祖下诏将这些书画珍品正式交付秘书监掌管，命大都路左裱，这是元内府保护藏品的最早实例。以后，在元秘书监的存在史上，与保护书画藏品相关的活动达几十次；而且秘书监之藏品“一非圣者及上位，不得出监”。
元内府的收藏，从史迹资料等方面来看，数量相当大，但由于没有留下完善的著录，具体数量已是很难知道，只能从零星记载和流传书画鉴藏印、鉴审跋断其大致。《秘书监志》记载的用“站车一十辆搬运”运到大都的书画珍品，也只是元内府藏品的一小部分。1272年裱褙匠焦庆安统计的需重裱书画1009轴、1302年王芝负责裱褙的手卷646件，1316年秘书监奉旨裱褙的赵子昂书千字文17卷也被收入内府、1318年赵子昂奉为《快雪时晴帖》题签，合计已是1672件。1342年秘书监曾将“历代图画，随时分科，品类成号”，统计结果为：“法贴四十二部、217册，法贴一部、11册，书画2008轴，法书83轴，手卷397卷，内府取35卷，今在府364卷。“该统计中，内府取走的35卷与在府的364卷之和应为399，397或为399的传刻之误。这样，统计结果合计数为3200件。据此，我们只是略知一些元内府藏品的数量。以后，内府又不断充盈，结果却无从所知。
元内府虽说把宋、金内府所藏大多收入，也不断地给予保护等。然而，毕竟元是落后民族入主文明民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吸收力有限，对汉民族的许多文化形制也只是表面上的模仿。元内府书画收藏也荐在这些问题，内府所用的鉴藏印变化复杂而且极其紊乱，是绝无仅有的。如“至正珍秘”一印，在《元史·顺帝本纪》中记有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六月丙子，刻小玉印，以“至正珍秘”为文，并规定“凡秘书监所掌书画尽皆识之”，而令人奇怪的是，讫今尚未见到已经确认的元秘书监藏品上钤有此印，其因不详。
常见的元秘书监鉴藏印是“都省书画之印”，“都省”即历朝的尚书省，在元初是秘书监的直属上司，负责核准秘书监的各项事务。流传至今的铃有此印的常见作品，如刘松年《天女散花图》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萧照《秋山江树图》册（辽宁省博物院藏）、李迪《犬图》册（故宫博物院藏）和《古木竹石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贾师古《岩关古寺图》（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等；见于后世著录的有：巨然《秋山晚兴图》轴、冯子振《十八公赋曹知白补图卷》（见《墨缘赋》。故“都省书画之印”使用年限仅限于元初，一般钤有该印的作品都是元秘书监藏品。
八思巴文印也是和元内府收藏有一定关系的一种印鉴。八思巴文乃元世祖时藏僧八思巴根据梵文字母创造的蒙古文字，八思巴文印主要出现在元初的官私文书上。流传至今的少量书画上也钤有此印，如唐玄宗《 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但印文及形制大小不尽相同，印文今人识者不多。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阎立本《步辇图》上钤有八思巴文印；后幅有至治、天历年间二行观款，在至治三年“集贤僚佐”观款正中钤有八思巴文印，这一印当是集贤院官印。由此可知，此作曾在元英宗时进入元内府。然，今传世钤有八思巴文印的多数作品，根据鉴藏印及鉴审跋和历代著录，可以肯定大都没进入过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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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6 14:25 只看该作者 三文宗奎章阁及其鉴藏
元代诸帝中，有一位颇似前朝赵佶的帝王，忘情书画而荒废国政，就是元文宗。他在执政间，倾一朝之力去收集法书名画，使元内府的收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反映在秘书监的鉴藏活动中，也反映在奎章阁的书画鉴藏活动上。
元文宗，自幼雅好书画，早在建康为怀王时，便和当时的江南文人名流交往甚密，收罗了一批文人画家，委以各种官职，其中最受推崇的是柯九思。柯九思、字敬仲，号丹丘生、书法、绘画、诗文及鉴赏古物在当时都享有很高的声誉。1325年柯九思经赵淳引见，以写竹得到时为怀王的文宗的亲幸（见宗典《柯九思年谱》）。文宗“即位后，推为典瑞院都事”（见《稗史集传》）。元文宗本人亦善书画，陶宗仪《辍耕录》有“文宗能画”条。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元文宗下旨成立“奎章阁”，作为君臣鉴藻书画的场合，并亲撰《奎章阁记》，后柯九思被“特授学士院鉴书博士，凡内府所藏法书名画，咸命鉴定”（《牧史集传》），开始了奎章阁的书画鉴藏活动。
奎章阁主要是供帝王与臣子谈文论艺的场合，并非进行书画鉴藏活动的专门机构，只是具有功用的多样性。《皇图大训序》中说“天子作奎章阁，延问道德，以熙圣学，又并艺文监，表彰儒术，取其书之关系治教者，以次摹印。”《奎章阁记》中又有：“作奎章之阁，备燕闲之居，将以渊潜遐思、辑熙典学”。奎章阁的隶属机构中，鉴书博士司专门鉴辨书画，群玉内司掌管秘玩古物。然而，在这个性质多样的新型机构里，君臣能够相对不拘形制地谈文论艺，“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同，诤臣有所绳训，待从有所献潜，以次入对，从容密勿，盖终日焉”。同时，由于受职于奎阁的皆为当时文人学士之名流，特别是以柯九思、虞集为代表的业于书画者的存在，加之元文宗的雅好，非主要活动的书画鉴藏反而兴盛起来。据陶宗仪《辍耕录》载：“文宗之御奎章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待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可以说，文宗、柯九思、虞集三人在奎章阁的活动，把奎章阁的书画鉴藏活动推到了最盛时代。
奎章阁的收藏，是由下属部门群玉内司负责的，一般来说，多是为准备御览或鉴辨而临时存放，属内府秘书监收藏的一部分，在鉴审之后仍要送回秘书监收藏，奎章阁只不过是经一次手而已，所以说，奎章阁虽也有独立的藏品，但其重在鉴，藏是鉴外余事。
奎章阁书画鉴藏的主要标志是“天历之宝”和“奎章阁宝”二枚朱文巨方印。二印同由虞集篆文。“天历之宝”的使用讫于奎章阁成立，终于元文宗的去世；今常见的钤有“天历之宝”的使用讫于奎章阁成立，终于元文宗的去世；今常见的钤有“天历之宝”的名画有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宋·关仝《关山行旅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赵干《江行初雪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赵佶《芙蓉锦鸡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祥龙石图》卷（故宫博物院藏）、赵佶《腊梅山禽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寒汀落雁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等等。法书主面则有晋人《曹娥诔辞墨迹》（辽宁省博物馆藏）、宋拓《定武兰亭真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献之《鸭头丸贴》（上海博物馆藏）、唐摹《兰亭序》（故宫博物院藏）、苏轼《寒食贴》（台湾私家藏）、黄庭坚《动静贴》（台湾藏）。这些法书，大都经柯九思或虞集奉敕题跋，如《曹娥诔辞墨迹》，据跋语知为1329年奎章阁成立时，柯九思进呈，后文宗赐还柯氏，并命虞集题记。《鸭头丸贴》有虞集题“天历三年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虞集奉敕记。”《定武兰亭真本》也是柯九思进呈，文宗御览后命虞集题记敕还的。“奎章阁宝”印的使用约始于奎章阁成立，历经宁宗、至至元六年顺帝撤奎章阁。然奎章阁很少使用此印，而且即使用之，也是和“天历之宝”同时使用，或许是因奎章阁只是鉴辨机构而不是收藏机构。今常见的钤有“奎章阁宝”的作品，有赵佶《腊梅山禽图》轴和《芙蓉锦鸡图》轴等。
除“天历之宝”和“奎章阁宝”二印以外，元文宗内府收藏尚有另三枚鉴藏印，即“天历”、“奎章”二小方印和“奎章阁参书”八思巴文印，这几方印偶尔使用，传世书画中留有钤有“天历”“奎章”小方印者，如辽代《秋林群鹿图》轴、《丹枫呦鹿图》轴、金张 《神龟图》卷等，钤“奎章阁参书”八思巴文印的有晋人书《曹娥碑》等。
从历代著录及流传至今的元内府藏品来看，以上几枚鉴藏印不能代表奎章阁的收藏。元代文人画的兴起，中国画诗、书、画、印在表现形式上的结合，题画跋数量日多，直接受益的就是收画品鉴，对一幅作品，往往鉴辨一番加上评语，评述作品流绪、作品造诣、画法渊源及画之真伪，这种鉴审跋元朝最为时尚。所以元内府藏品有的直接题鉴审跋，而不去钤印，根据鉴审跋或著录材料也可以断定有些作品属奎章阁所藏，在虞集的《道园学古录》中记录着他应制题诗的十六幅法书名画，但传世的只有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轴，其余十五幅，画迹今未所见。类似的还有“臣柯九思鉴定”款的，也是属文宗时代奎章阁藏品。
在今天可见的作品上，还发现二方和元内府“有关”的鉴藏印，即“天历”联珠印和“天历御览之宝”大朱文方印，经考该二印皆为伪印。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夏 （传）《长江万里图》和陆探微（传）《九歌图》上钤有“天历”联珠印；据考，《长江万里图》是明人伪作，柯九思跋也是伪；《九歌图》也是伪作，所钤的宣和鉴藏印多方都是伪作，所钤的宣和鉴藏印多方都是伪印。除此，尚发现其它传世作品上有“天历”联珠印，而且元史及历代著录从未谈及此印，加上《长江万里图》和《九歌图》的性质，“天历”联珠印定是伪印元疑。“天历御览之宝”印也仅见于范宽（传）《携琴访友图》（英大英博物馆藏），该作画风与范宽相去甚远，实为伪作，“天历御览之宝”制作粗糙，印质极劣，也当为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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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6 14:25 只看该作者 四 宣文阁和端本堂的鉴藏
元朝汉人为官，本就易遭蒙人的排斥，更何况柯九思受文宗宠信至甚，更引起诸臣僚的妒忌，屡遭弹劾，最严重的一次乃在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六月，御史台弹劾曰：“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请罢黜之”（《元史》卷三十五《文宗纪四》）。此时的元朝统治阶层里，文宗陷于政权的忧患之中，自顾不暇，而召柯九思谕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敕中书除外，卿且少避……”于是，柯九思被迫退职。次年，文宗死后，柯九思流寓中吴，后不久病死，终年五十四岁。奎章阁在一度辉煌之后，也日趋衰亡。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元顺帝召集诸臣商议罢去奎章阁和艺文监，原任职于奎章阁的书法家康里 挺身而出，直谏曰：“民有千金之实，犹设家属，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焉？”顺帝虽同意了他的观点，仍在至元六年十一月三日，下诏撤奎章阁，另立“宣文阁”，艺文监更名崇文监，而以易名的形式保留了这一机构的存在，宣文阁自此维持了二十多年，直至元亡。
宣文阁成立之始，康里 主要负责书画鉴辨事务，周伯琦等人担任鉴书博士，一度沿续了奎章阁的书画鉴辨之风。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康里 去世后，宣文阁迅速趋于衰落，其属下机构皇子肄业之所“端本堂”的成立，在书画鉴藏活动上实质上取代了宣文阁，宣文阁名存实亡。
宣文阁和端本堂的书画鉴辨活动已远不如从前，然仍时在进行，元顺帝和元文宗一样，好汉文、喜书法；《书史会要》把他列入帝王书家之列，许有壬在《至正集》中评顺帝书法时说：“刚健端重，浑然天成，书家疲精力，吃吃岁月，有所不能。”元顺帝常驾临宣文阁，拿出内府所藏，与臣子进行鉴辨，对于这方面的事情，史多有载，《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十五记“上尝坐宣文阁，阅徽宗画，侍臣共称其妙，公（拔实）前奏曰：‘徽宗溺于小事而不恤大事，以失其国，父子亲为羁虏，其遣迹虽存，何足贵乎？’上默然，丞命藏画”。而日常书画鉴辨活动主要由康里 主持。康乃元初开国大将不勿木的后代，是完全汉化的元人，著名书法家，书画鉴定家、曾为文宗、顺帝的老师，又曾任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和赵孟頫并称“南赵北 ”，最为顺帝敬重。宣文阁的书画鉴辨活动，正是赖其力主，才得以不断举行。
宣文阁鉴藏的内府书画，多钤有“宣文阁宝”和“宣文阁图书印”。“宣文阁宝”乃元书法家宣文阁授经郎周伯琦（1298—1369）所篆，“帝（元顺帝）以伯琦工书法，命篆‘宣文阁宝’，仍题匾宣文阁“（《元史·周伯琦列传》）。该印是元代官印中最大的一方，尺寸为11.5CM见方，在历代官印中也极少见；该印印边与印文粗细相仿，无天历印之典重，也无奎章印之流丽，转折方硬，已开明印之风。见于著录的钤有此印之作品较多，《半斋文集》卷十四有欧阳玄云：“今上皇帝（元顺帝）得智永《千字文》，命近臣勒刻宣文阁中。所拓墨本，从官之有文学者，则识以‘宣文阁宝’而赐之。”《石渠宝笈续编》、《墨缘汇观》著录钤此印的作品多件，但是，传世的不多，有董源《寒林重汀图》轴（日本墨川古文研究所藏）、世然（传）《萧翼赚兰亭图》轴、《溪山林薮图》轴、宋人《楷把猿戏图》轴（均藏台湾）等。“宣文阁图书印”形体较小，和“宣文阁宝”同出周伯琦之手，此印明显少用，著录中也不多见，讫今所见传世钤有此印的作品，仅有宋人《小寒林图》轴、《杏林 图》轴（均藏台湾）等。
在今天偶尔还可见的作品上钤有“宣文之宝”朱文方印，该印形帛和“天历”印相仿，然印质较差，力度较弱，又未见于著录，所钤书画经鉴定为伪作，故该印亦当是伪印。如广州美术学院藏杨士贤《赤壁图》卷（伪）上便有此“宣文之宝”印。
对端本堂来说，书画鉴藏是太子讲读以外的余事，只偶尔才有书画鉴藏活动，虽然如此，端本堂的藏品亦有一定的数量，它的鉴藏标志是“端本”朱文方印；传世钤有此印的作品为数不多，主要有：唐摹王羲之《远宦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高宗《嵇康养生论》，王利用《老君别号事实图》卷（美国纳尔逊博物院藏），尉迟乙僧《护国天王像》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旧题黄筌《柳塘聚禽图》卷（美国耶鲁大学美术馆藏）。
元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制的政权，在不足百年的历史中，宫延书画收藏之丰和鉴辨活动之盛，不但对传世书画的保存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促使了书画鉴藏水平的提高。许多书画家也直接从对传世真迹的鉴辨中得到借鉴，直接推动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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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建立，蒙古族入主中原，虽然民族矛盾激烈，却推动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在民族大融合形势下，元代社会的文化背景比较复杂，
蒙古贵族统治者励志弘扬本族文化、大力推崇西亚文化，但总体上仍是两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元代的书画艺术在美术史上出现了新的转折和辉煌，宫廷书画鉴藏，也写下了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灿烂的一页。
元立国之初，虽然作为落后民族在战争，政治上征服了文明民族，
而统治者深明汉民族历代帝王的为君之道及以儒为政的重要性；同时，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无限景仰。从“大元”国号的确定和各种典章制度的确立，无不基于汉族正统文化。
在这一特殊社会背景下，元统治者一方面鄙视汉人，另一方面对汉文化积极主动的接受；学汉文、习汉画在上层贵族中成为时尚；特别是元初诸帝，他们不但在幼时就得到汉文化启蒙教育，即位后仍不废临池，常乘兴挥毫赐臣。如《元史》载：“世祖以儒足以政治，命裕宗学于赞善王恂……当时御制，于学生之下，亲署御名，习书谨慎……。“而且，元初有些官僚文人如高克恭、李衎等，在南宋灭亡后，多数到江南出任地方官，他们广交文士、共磋艺事，江南才俊许多经其推荐而入仕元朝。故而，
元虽中断了宋的画院及书画学制，研习书画及鉴辨之风不亚于前朝，内府收藏的法书名画之数量，在中国美术史上仅次于宋、清二朝。
元代的书画鉴藏呈现出许多新特点。鉴藏标记丰富，除鉴藏印形制多样化外，鉴定语开始直接作为鉴审跋出现在作品上，如赵孟頫鉴评《万松金阙图》卷，跋曰：“宋南渡后，有宗室伯驹，字千里，弟伯肃，字希远，皆能绘事，尤精傅色。……此《万松金阙图》，断为希远所作，清润开丽，自成一家，亦近世之奇也。“书画鉴定中的真伪观，也是从元代才开始确立。此之前，书画的作伪和信制是完全相分离的概念，水平较高的仿制品一般也被当作真迹。在北宋画院，就设有画家专职承应摹拓古画，此类画亦被定为真迹。米芾在《画史》中提到：“王维画《小辋川》，摹本，笔细，在长安李氏，人物画，此定是真。”意即如此。今传为顾恺之，吴道之等人名迹，皆属此类。入元后，此类作品与无根据的仿冒品一样，都被定为伪作，如夏文彦《图绘定鉴》中说：“御题画真伪相杂，往往有当时名笔临摹之作，故秘府所藏临摹本皆题为真迹……具眼自能识也。元代之一观点，无疑是书画鉴定观的很大进步。
此外，元朝皇室参与鉴藏的规模较前代有所扩大，元内府各个时期均设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藏品的保管和审定，专设鉴书博士鉴辨书画，这是书画鉴藏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此外，内府藏品也常被元帝赐与臣子，或被取出君臣共同辨鉴，使得一般文人士大夫书画家和宫廷秘藏接触较多，能直接学习到前人的高尚艺术，对于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宫延吸纳民间的藏品。
一 元内府书画藏品的来源及宫廷品鉴之风的兴起
元内府所藏书画的主要来源是南宋和金的内府收藏。南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时，元太宗在北方灭金的过程中，已采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建议，先后在平阳、汴京设立经籍所，研究编辑汉经史文献。然而，因元、金战事之激，没能有计划地接收金内府的书画藏品，灭金后才采取一定措施“四方招纳”。元世祖忽必烈在稳定北方大局后，于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11月下旨命大司农孛罗及流人学者刘秉忠主办秘书监，掌管历代图籍及阴阳禁书；次年二月，又把精通书画的前户部尚书焦友直改授职秘书监、史杠兼职秘书监，开始系统整理收藏书画珍品。
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元军统帅伯颜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临安，面临着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是年9月20日，焦友直急奏皇上云：“临安秘书监内，有乾坤宝典，并阴阳一世禁书，及本监应收经籍图书等物，不教失落……”元帝欣然支持；可见元朝君臣，在攻克临安前，对南宋宫廷之物已作好全面“接管”的准备工作。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克临安，伯颜立刻封管南宋府库，元世祖封焦友直为两浙宣慰使，“括宋秘书省禁书图籍”进京（《元史·世祖本记》卷上），这些“经史子集、禁书典故、文字及书画”，甚至“纸笔墨砚”等珍品都交付于秘书监收藏（《元史·秘书监志》卷五）。对于这件事，时任通议大夫的著名文人王恽在《书画目录·序》中有记：“……（公元1276年）冬十二月，图书礼器并送京师。”当时，王恽对其中书画藏品“披阅竞日”，并对所见开列了一份目录：法书147幅、名画81幅。这仅是其所见南宋秘府藏品的微小一部分。南宋秘府藏品北运后，元帝命内府裱画师焦庆安对需重新装裱的作品略作统计，仅是需要裱的卷轴，就多达“计一千单九轴”。
可以说，原南宋内府藏品，差不多都入了元内府。据《云烟过眼录》载，从宋得来的书画珍品，“可用站车一十辆搬运赴监（指秘书监）赴贮”，“站车”是元代驿站陆路运输专用车辆，“一十辆”装载的数量是多少，无从考证，然足见数量可观。王恽《书画目录》中记录的许多作品，在元秘书监的书画活动中多被提及，如《元史·秘书监志》载：“世传颜书，凡见八本，《李公颜太保贴》、《乞米贴》、《顿首夫人贴》今在秘书监”。尽管如此，南宋旧藏仍有不少散佚出去。周密在《云烟过眼录》中记载，元初诸私家藏品中，许多也来自宋高宗内府，如其说：“陈氏所藏：顾恺之《初平叱石起羊图》，高宗题，乾卦印兴小玺；顾恺之《吴王斫鲶图》，纸画后有‘元祜丙寅’四字及乾卦绍兴小玺。”又如宋人《小寒林图》卷，据杨仁恺先生考原属南宋内府之物，但其上无元内府收藏当是临安陷落前，宋群臣逃亡时带出而散佚的。
虽说元代诸帝，常把秘府藏品“折奉”或赏赐臣子，主流子还是不断的主动充实内府。对元内府收藏贡献最大的当推元仁宗，他是元帝中最能“亲儒重道”者，早在为太子时，就“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其对绘画也具有一定的修养，常召王振鹏，赵孟頫前来作画，王振鹏在《龙舟竞渡图》题诗中有：“储皇（元仁宗）简淡无嗜欲，艺圃书林悦心目”，并且他本人也时时动笔习画，史载有仁宗绘制宠臣李孟像来褒扬臣下的故事，“图其像，敕词臣为之赞，及御书秋谷二字，识以玺而赐之”（《元史·仁宗本纪》）。
元仁宗对赵孟頫的亲善推崇，直接推动了元代书画艺术的发展和书画鉴辨之风的兴盛。赵孟頫本是“宋宗室”，在元世祖遣使搜访“江南遣逸”时被发现，并得到重用，先后在大都出任兵部郎中、集贤直学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汾州知州，江浙省儒学提举等职。仁宗时，已为从二品的集贤士、后又进翰林学士承职，从一品。可见，赵孟頫仁元后，已不再只是元代美术上的中心人物，在政治上也是“荣际五朝，名满四海”。仁宗尚为太子时，“素知公贤，遣使者召。庚戊（公元1310年）10月，拜朝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松雪斋文集》）。仁宗即位后，“辛亥（公元1311年）5月，升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圣眷甚隆，字而不名，尝诏侍臣曰：‘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联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有所撰述，辄传密旨，独使公为之”。并曾多次力赞赵孟頫“文词高古，书画绝论”。常传旨“秘书监时有的书画，无签贴的，教赵子昂都写了者么道。”而与赵同期的其他画家，也深受仁宗的重视，王振鹏也是因画艺受知于仁宗而“累官数迁”，后任职于秘书监，仁宗还亲自命人拿出前人作品让他临摹，并赐号“孤云处士”。
可以说，元帝对书画的雅好，以及以赵孟頫为代表的书画英才的仕元，在事实上形成了汉传统文化对异族文化的反征服，这体现在元代绘画主流主张对“古意”的追求上，其精神内涵，在于维护汉文化的正统性和优越性。这种反征服，恰与元对汉文化的倡导相统一，也使得统治者通过这一思想吸纳汉文人学士仕元，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书画艺术的发展。
元仁宗进行的最典型的鉴辨活动，乃是邀文人学士对《快雪时晴贴》的鉴辨。《快雪时晴帖》为东晋王羲之行书法贴，该贴原是南宋内府之物，卷尾有“绍兴”联珠印。此贴是怎样进入元内府的，不见史载。延祜五年（公元1318年）4月，赵孟頫曾“奉敕恭跋”：“东晋至今近千年，书迹传流至今者，绝不可得。《快雪时晴贴》，晋王羲之书，历代宝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见真迹，臣不胜欣幸之至。”“奉旨谨跋”的还有翰林学士刘庚，跋文为：“玉逸少书不可多得……此秘阁所藏《快雪时晴贴》墨本，乃真迹也，尤为奇特。”刘庚的跋文直接说明了《快雪时晴帖》属秘阁藏品。第三跋的是蒙族人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国史院编修官的护都沓儿，跋云：“《快雪时晴贴》，历年虽远，神扬护持，不至磨灭，传之今曰，其可珍藏也。”元仁宗出示内府藏品请文人学士题跋的举动，开了元季帝王直接参与书画鉴辨活动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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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6 14:24 只看该作者 二 元秘书监的书画收藏
元初内府收藏主要以秘书监为代表。秘书监的前身是1236年元太宗在山西平阳建立的经籍所，1266年迁至大都，1267年更名为秘书监，掌握供御览的“所有历代图籍并阴阳禁书”。秘书监初建时的规模并不大，人员及官职少而小，以后才陆续壮大起来，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秘书监焦友直上书请旨，要有计划地接收南宋内府收藏，是元代秘书监书画鉴藏活动的开始。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12月，焦友直把接纳的南宋内府藏品，加上从它处搜罗而来的经籍书画等物，运到中书省，入秘书监掌管，王恽披阅后开列的目录，虽远不以代表全部，在今天无元内府藏品著录的情况下，也成为研究元内府书画庋藏的重要材料。
王恽的《书画目录》中，流传至今的作品亦有：如孙过庭《书谱》，王恽注曰：“孙过庭墨迹草书谱。过庭字虔礼，陈留人。高宗垂拱三年书。徽宗《书谱》云：‘孙草书皆逼羲、献、妙于用笔。隽拔刚断，出于天才，非积习所可至’。”按说，此卷当由南宋内府而入元秘书监的，而今人徐邦达对该贴独有另番考证：“此真迹上下二卷（今合为一）流传过程，在北宋初以前，不得其详。北宋后期在王巩家，后归王诜（见米芾《书史》），又入‘宣和内府’（见《宣和书谱》卷十八著录）。元初归焦达卿、敏中经历（见《云烟过眼录》卷上、《志雅堂杂抄》）此后即分散……王恽见于元内府，记载在《书画目录》中（？）……”（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可见，王恽所记的元内府藏品除来自金及南宋内府外，仍有民间招纳而来的，这是一个有力的旁证。流传至今的还有怀素《自叙》卷、黄庭坚《书赠张大同》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廉颇蔺相如列传》卷（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顾恺之（传）《洛神赋图》卷、唐阎立本（传）《历代帝王图》卷等。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正月二十二日，元世祖下诏将这些书画珍品正式交付秘书监掌管，命大都路左裱，这是元内府保护藏品的最早实例。以后，在元秘书监的存在史上，与保护书画藏品相关的活动达几十次；而且秘书监之藏品“一非圣者及上位，不得出监”。
元内府的收藏，从史迹资料等方面来看，数量相当大，但由于没有留下完善的著录，具体数量已是很难知道，只能从零星记载和流传书画鉴藏印、鉴审跋断其大致。《秘书监志》记载的用“站车一十辆搬运”运到大都的书画珍品，也只是元内府藏品的一小部分。1272年裱褙匠焦庆安统计的需重裱书画1009轴、1302年王芝负责裱褙的手卷646件，1316年秘书监奉旨裱褙的赵子昂书千字文17卷也被收入内府、1318年赵子昂奉为《快雪时晴帖》题签，合计已是1672件。1342年秘书监曾将“历代图画，随时分科，品类成号”，统计结果为：“法贴四十二部、217册，法贴一部、11册，书画2008轴，法书83轴，手卷397卷，内府取35卷，今在府364卷。“该统计中，内府取走的35卷与在府的364卷之和应为399，397或为399的传刻之误。这样，统计结果合计数为3200件。据此，我们只是略知一些元内府藏品的数量。以后，内府又不断充盈，结果却无从所知。
元内府虽说把宋、金内府所藏大多收入，也不断地给予保护等。然而，毕竟元是落后民族入主文明民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吸收力有限，对汉民族的许多文化形制也只是表面上的模仿。元内府书画收藏也荐在这些问题，内府所用的鉴藏印变化复杂而且极其紊乱，是绝无仅有的。如“至正珍秘”一印，在《元史·顺帝本纪》中记有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六月丙子，刻小玉印，以“至正珍秘”为文，并规定“凡秘书监所掌书画尽皆识之”，而令人奇怪的是，讫今尚未见到已经确认的元秘书监藏品上钤有此印，其因不详。
常见的元秘书监鉴藏印是“都省书画之印”，“都省”即历朝的尚书省，在元初是秘书监的直属上司，负责核准秘书监的各项事务。流传至今的铃有此印的常见作品，如刘松年《天女散花图》册（台湾故宫博物院藏），萧照《秋山江树图》册（辽宁省博物院藏）、李迪《犬图》册（故宫博物院藏）和《古木竹石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贾师古《岩关古寺图》（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等；见于后世著录的有：巨然《秋山晚兴图》轴、冯子振《十八公赋曹知白补图卷》（见《墨缘赋》。故“都省书画之印”使用年限仅限于元初，一般钤有该印的作品都是元秘书监藏品。
八思巴文印也是和元内府收藏有一定关系的一种印鉴。八思巴文乃元世祖时藏僧八思巴根据梵文字母创造的蒙古文字，八思巴文印主要出现在元初的官私文书上。流传至今的少量书画上也钤有此印，如唐玄宗《 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但印文及形制大小不尽相同，印文今人识者不多。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阎立本《步辇图》上钤有八思巴文印；后幅有至治、天历年间二行观款，在至治三年“集贤僚佐”观款正中钤有八思巴文印，这一印当是集贤院官印。由此可知，此作曾在元英宗时进入元内府。然，今传世钤有八思巴文印的多数作品，根据鉴藏印及鉴审跋和历代著录，可以肯定大都没进入过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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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6 14:25 只看该作者 三文宗奎章阁及其鉴藏
元代诸帝中，有一位颇似前朝赵佶的帝王，忘情书画而荒废国政，就是元文宗。他在执政间，倾一朝之力去收集法书名画，使元内府的收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仅反映在秘书监的鉴藏活动中，也反映在奎章阁的书画鉴藏活动上。
元文宗，自幼雅好书画，早在建康为怀王时，便和当时的江南文人名流交往甚密，收罗了一批文人画家，委以各种官职，其中最受推崇的是柯九思。柯九思、字敬仲，号丹丘生、书法、绘画、诗文及鉴赏古物在当时都享有很高的声誉。1325年柯九思经赵淳引见，以写竹得到时为怀王的文宗的亲幸（见宗典《柯九思年谱》）。文宗“即位后，推为典瑞院都事”（见《稗史集传》）。元文宗本人亦善书画，陶宗仪《辍耕录》有“文宗能画”条。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元文宗下旨成立“奎章阁”，作为君臣鉴藻书画的场合，并亲撰《奎章阁记》，后柯九思被“特授学士院鉴书博士，凡内府所藏法书名画，咸命鉴定”（《牧史集传》），开始了奎章阁的书画鉴藏活动。
奎章阁主要是供帝王与臣子谈文论艺的场合，并非进行书画鉴藏活动的专门机构，只是具有功用的多样性。《皇图大训序》中说“天子作奎章阁，延问道德，以熙圣学，又并艺文监，表彰儒术，取其书之关系治教者，以次摹印。”《奎章阁记》中又有：“作奎章之阁，备燕闲之居，将以渊潜遐思、辑熙典学”。奎章阁的隶属机构中，鉴书博士司专门鉴辨书画，群玉内司掌管秘玩古物。然而，在这个性质多样的新型机构里，君臣能够相对不拘形制地谈文论艺，“几无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同，诤臣有所绳训，待从有所献潜，以次入对，从容密勿，盖终日焉”。同时，由于受职于奎阁的皆为当时文人学士之名流，特别是以柯九思、虞集为代表的业于书画者的存在，加之元文宗的雅好，非主要活动的书画鉴藏反而兴盛起来。据陶宗仪《辍耕录》载：“文宗之御奎章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待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可以说，文宗、柯九思、虞集三人在奎章阁的活动，把奎章阁的书画鉴藏活动推到了最盛时代。
奎章阁的收藏，是由下属部门群玉内司负责的，一般来说，多是为准备御览或鉴辨而临时存放，属内府秘书监收藏的一部分，在鉴审之后仍要送回秘书监收藏，奎章阁只不过是经一次手而已，所以说，奎章阁虽也有独立的藏品，但其重在鉴，藏是鉴外余事。
奎章阁书画鉴藏的主要标志是“天历之宝”和“奎章阁宝”二枚朱文巨方印。二印同由虞集篆文。“天历之宝”的使用讫于奎章阁成立，终于元文宗的去世；今常见的钤有“天历之宝”的使用讫于奎章阁成立，终于元文宗的去世；今常见的钤有“天历之宝”的名画有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宋·关仝《关山行旅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赵干《江行初雪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赵佶《芙蓉锦鸡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祥龙石图》卷（故宫博物院藏）、赵佶《腊梅山禽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寒汀落雁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等等。法书主面则有晋人《曹娥诔辞墨迹》（辽宁省博物馆藏）、宋拓《定武兰亭真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献之《鸭头丸贴》（上海博物馆藏）、唐摹《兰亭序》（故宫博物院藏）、苏轼《寒食贴》（台湾私家藏）、黄庭坚《动静贴》（台湾藏）。这些法书，大都经柯九思或虞集奉敕题跋，如《曹娥诔辞墨迹》，据跋语知为1329年奎章阁成立时，柯九思进呈，后文宗赐还柯氏，并命虞集题记。《鸭头丸贴》有虞集题“天历三年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虞集奉敕记。”《定武兰亭真本》也是柯九思进呈，文宗御览后命虞集题记敕还的。“奎章阁宝”印的使用约始于奎章阁成立，历经宁宗、至至元六年顺帝撤奎章阁。然奎章阁很少使用此印，而且即使用之，也是和“天历之宝”同时使用，或许是因奎章阁只是鉴辨机构而不是收藏机构。今常见的钤有“奎章阁宝”的作品，有赵佶《腊梅山禽图》轴和《芙蓉锦鸡图》轴等。
除“天历之宝”和“奎章阁宝”二印以外，元文宗内府收藏尚有另三枚鉴藏印，即“天历”、“奎章”二小方印和“奎章阁参书”八思巴文印，这几方印偶尔使用，传世书画中留有钤有“天历”“奎章”小方印者，如辽代《秋林群鹿图》轴、《丹枫呦鹿图》轴、金张 《神龟图》卷等，钤“奎章阁参书”八思巴文印的有晋人书《曹娥碑》等。
从历代著录及流传至今的元内府藏品来看，以上几枚鉴藏印不能代表奎章阁的收藏。元代文人画的兴起，中国画诗、书、画、印在表现形式上的结合，题画跋数量日多，直接受益的就是收画品鉴，对一幅作品，往往鉴辨一番加上评语，评述作品流绪、作品造诣、画法渊源及画之真伪，这种鉴审跋元朝最为时尚。所以元内府藏品有的直接题鉴审跋，而不去钤印，根据鉴审跋或著录材料也可以断定有些作品属奎章阁所藏，在虞集的《道园学古录》中记录着他应制题诗的十六幅法书名画，但传世的只有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轴，其余十五幅，画迹今未所见。类似的还有“臣柯九思鉴定”款的，也是属文宗时代奎章阁藏品。
在今天可见的作品上，还发现二方和元内府“有关”的鉴藏印，即“天历”联珠印和“天历御览之宝”大朱文方印，经考该二印皆为伪印。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夏 （传）《长江万里图》和陆探微（传）《九歌图》上钤有“天历”联珠印；据考，《长江万里图》是明人伪作，柯九思跋也是伪；《九歌图》也是伪作，所钤的宣和鉴藏印多方都是伪作，所钤的宣和鉴藏印多方都是伪印。除此，尚发现其它传世作品上有“天历”联珠印，而且元史及历代著录从未谈及此印，加上《长江万里图》和《九歌图》的性质，“天历”联珠印定是伪印元疑。“天历御览之宝”印也仅见于范宽（传）《携琴访友图》（英大英博物馆藏），该作画风与范宽相去甚远，实为伪作，“天历御览之宝”制作粗糙，印质极劣，也当为伪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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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红茶 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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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6 14:25 只看该作者 四 宣文阁和端本堂的鉴藏
元朝汉人为官，本就易遭蒙人的排斥，更何况柯九思受文宗宠信至甚，更引起诸臣僚的妒忌，屡遭弹劾，最严重的一次乃在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六月，御史台弹劾曰：“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请罢黜之”（《元史》卷三十五《文宗纪四》）。此时的元朝统治阶层里，文宗陷于政权的忧患之中，自顾不暇，而召柯九思谕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敕中书除外，卿且少避……”于是，柯九思被迫退职。次年，文宗死后，柯九思流寓中吴，后不久病死，终年五十四岁。奎章阁在一度辉煌之后，也日趋衰亡。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元顺帝召集诸臣商议罢去奎章阁和艺文监，原任职于奎章阁的书法家康里 挺身而出，直谏曰：“民有千金之实，犹设家属，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焉？”顺帝虽同意了他的观点，仍在至元六年十一月三日，下诏撤奎章阁，另立“宣文阁”，艺文监更名崇文监，而以易名的形式保留了这一机构的存在，宣文阁自此维持了二十多年，直至元亡。
宣文阁成立之始，康里 主要负责书画鉴辨事务，周伯琦等人担任鉴书博士，一度沿续了奎章阁的书画鉴辨之风。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康里 去世后，宣文阁迅速趋于衰落，其属下机构皇子肄业之所“端本堂”的成立，在书画鉴藏活动上实质上取代了宣文阁，宣文阁名存实亡。
宣文阁和端本堂的书画鉴辨活动已远不如从前，然仍时在进行，元顺帝和元文宗一样，好汉文、喜书法；《书史会要》把他列入帝王书家之列，许有壬在《至正集》中评顺帝书法时说：“刚健端重，浑然天成，书家疲精力，吃吃岁月，有所不能。”元顺帝常驾临宣文阁，拿出内府所藏，与臣子进行鉴辨，对于这方面的事情，史多有载，《金华先生文集》卷二十五记“上尝坐宣文阁，阅徽宗画，侍臣共称其妙，公（拔实）前奏曰：‘徽宗溺于小事而不恤大事，以失其国，父子亲为羁虏，其遣迹虽存，何足贵乎？’上默然，丞命藏画”。而日常书画鉴辨活动主要由康里 主持。康乃元初开国大将不勿木的后代，是完全汉化的元人，著名书法家，书画鉴定家、曾为文宗、顺帝的老师，又曾任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和赵孟頫并称“南赵北 ”，最为顺帝敬重。宣文阁的书画鉴辨活动，正是赖其力主，才得以不断举行。
宣文阁鉴藏的内府书画，多钤有“宣文阁宝”和“宣文阁图书印”。“宣文阁宝”乃元书法家宣文阁授经郎周伯琦（1298—1369）所篆，“帝（元顺帝）以伯琦工书法，命篆‘宣文阁宝’，仍题匾宣文阁“（《元史·周伯琦列传》）。该印是元代官印中最大的一方，尺寸为11.5CM见方，在历代官印中也极少见；该印印边与印文粗细相仿，无天历印之典重，也无奎章印之流丽，转折方硬，已开明印之风。见于著录的钤有此印之作品较多，《半斋文集》卷十四有欧阳玄云：“今上皇帝（元顺帝）得智永《千字文》，命近臣勒刻宣文阁中。所拓墨本，从官之有文学者，则识以‘宣文阁宝’而赐之。”《石渠宝笈续编》、《墨缘汇观》著录钤此印的作品多件，但是，传世的不多，有董源《寒林重汀图》轴（日本墨川古文研究所藏）、世然（传）《萧翼赚兰亭图》轴、《溪山林薮图》轴、宋人《楷把猿戏图》轴（均藏台湾）等。“宣文阁图书印”形体较小，和“宣文阁宝”同出周伯琦之手，此印明显少用，著录中也不多见，讫今所见传世钤有此印的作品，仅有宋人《小寒林图》轴、《杏林 图》轴（均藏台湾）等。
在今天偶尔还可见的作品上钤有“宣文之宝”朱文方印，该印形帛和“天历”印相仿，然印质较差，力度较弱，又未见于著录，所钤书画经鉴定为伪作，故该印亦当是伪印。如广州美术学院藏杨士贤《赤壁图》卷（伪）上便有此“宣文之宝”印。
对端本堂来说，书画鉴藏是太子讲读以外的余事，只偶尔才有书画鉴藏活动，虽然如此，端本堂的藏品亦有一定的数量，它的鉴藏标志是“端本”朱文方印；传世钤有此印的作品为数不多，主要有：唐摹王羲之《远宦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高宗《嵇康养生论》，王利用《老君别号事实图》卷（美国纳尔逊博物院藏），尉迟乙僧《护国天王像》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旧题黄筌《柳塘聚禽图》卷（美国耶鲁大学美术馆藏）。
元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制的政权，在不足百年的历史中，宫延书画收藏之丰和鉴辨活动之盛，不但对传世书画的保存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促使了书画鉴藏水平的提高。许多书画家也直接从对传世真迹的鉴辨中得到借鉴，直接推动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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